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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5.9.29总第120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1935年年底，一个冬日的下午，林徽因已经在梁思成的办公室连续工作三个小时。那一年，她和梁思成在山东曲阜考察了孔庙建筑群，并沿胶济铁路途经历城、章丘、临淄、益都等11个县，寻找散落山涧旷野的“文化瑰宝”。归来后，有大量案头工作。此刻，里间只有她一个人，窗户正好可以俯瞰天安门的院子。 “现在是五点三十分。夜幕开始降临，宛如一只银色的飞鸟。整座庭院一片青白，好似落了雪。”这是林徽因眼中，冬日的北平，但是风物的静美无法拂去心头的忧愁，工作间隙，她给好友费慰梅、费正清夫妇写了一封信：“正清，你看，如此美好的景物呈现在我眼前，我内心却感到强烈的不适与厌倦，喉咙尤其沉重，仿佛被一团东西噎住，令我窒息。”--> 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时经历过“九一八事变”的林徽因，又在1935年目睹“华北事变”，巨变迫近，她的心没法不沉痛。此后的十几年，她在战乱、贫病和一路的撤退逃难中，把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所忧尽数写入信件，倾吐给美国的挚友费慰梅、费正清夫妇。尤其费慰梅，是林徽因一生的密友。 后世的文艺作品，惯于津津乐道她少女时期的美貌、才情和感情逸事，事实上，颠沛流离是林徽因短暂人生的主要内容。 在她离世七十载后，今年7月，林徽因的这批英文书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以中英文对照形式收录于《林徽因全集·英文书信卷(一九三五—一九四〇)》。 “她肯定不是什么女神” 翻开书信的影印版，于葵耐心辨认着一行行潦草的手写体英文，有些信纸非常小，字只能更小，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写不下了画个箭头，又挂到最上面；有些在正文边栏或空白处找块地方，又挨挨挤挤写好几行；还有些不是信纸，纸张质量不好，字迹难以辨认。“抗战时期条件艰苦，纸张宝贵要节省着用，现在誊录就很困难，翻译更考验水平，需要熟悉林徽因的文体，忠实她的语境。”该书编著者、林徽因的外孙女于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以目前仅出版了书信中1935—1940年的部分，1941—1948年的书信亦将后续出版。 横跨十几年的书信信息量很大，不仅详细记录了中年林徽因的人际交往、家庭生活、思想观念和家国情怀，也以林徽因的个人视角，呈现了她所处时代的社会面貌、重大事件以及知识分子的生存和思想状况。这些通信，都被费氏夫妇细心珍藏，哪怕经历诸多离乱，见证许多更迭。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后，他们把数百封信件的影印版分别交给林徽因的孩子梁再冰和梁从诫。 20世纪90年代，梁从诫曾经撰写了介绍林徽因的文章并在选编《林徽因文集》时摘用过其中的一部分信件。梁再冰曾于林徽因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之际，第一次提笔为母亲撰写文章《我的妈妈林徽因》。“平日里妈妈梁再冰不常提及自己的家世——外公梁思成忠告她‘最难为名父子’，鼓励孩子自食其力。”于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记得，在外婆去世数年后，太婆(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托人送来一只皮箱，里面装着外公外婆的老照片和日记、手稿。幼时，这些内容多被斥为“四旧”，也没人懂这些资料的珍贵，但外婆那秀丽的面容、优雅的四合院院落、典雅的服饰，以及书写在照片旁边娟秀的小楷字，一幅幅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中。年岁渐长，她才明白其中的意义：“有时感觉外面一些谈论林徽因的书刊‘离她甚远’，她当然是一个精彩的人物，但肯定不是什么女神，而是有血有肉、非常接地气且烟火气十足的一个人。” 2024年，为纪念林徽因诞辰120周年，于葵根据家族留存史料撰写了《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一书，她想把真实可靠的史实告诉真正关心林徽因的人，林徽因最可贵之处正在于她的“真”。于葵写此书时，觉得唯其如此，才对得起外婆。书中引用了一部分林徽因的英文书信内容，在为这本书担任责编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一珂感觉这批英文书信极有价值：“无论对于研究林徽因还是研究抗战史或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都是一套珍贵且独一无二的史料，如果它们不存于世，也就罢了，既然还在，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出版。” 于葵对翻译编辑出版这些书信也颇有些顾虑，“这些信件毕竟是外婆和朋友以及闺密的私人通信，尊重前辈们的私人空间的同时，我也深受外婆那些‘掏心窝子’的话语的触动，也正是因为这点，写作中我感到这批信件的分量之重，它们的真实性无可比拟，别人再怎么替她说，不如去听听她自己怎么说”。 由于历史原因，费正清夫妇回复林徽因、梁思成的信件绝大部分未能保存，现存只见零散数页费氏夫妇自己的誊录，而无法成为一段频繁来往的历史性书信记录。“不然，两相对照，一定很有意趣。”王一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林徽因绝大部分手稿(包括文学、建筑代表作及大量中文书信)也未能保存，现存少量中文手稿亦零散不成系统。 幸运的是，林徽因与梁思成写给费慰梅、费正清的英文书信手稿在费慰梅整理下得以完整保存至今。从长篇打印稿到巴掌大纸片上的寥寥数语，包括那些李庄时期随手“涂写”的粗糙纸片，都被费慰梅装订成册。为保留林徽因的信件，费慰梅还多次将这批书信誊写。 在为书信出版做编辑、校对的过程中，王一珂时常被林徽因蓬勃的感情以及勇敢直率的表达打动。徐志摩去世后，林徽因公开发表的悼念都克制内敛，但是面对朋友，她表达了真实的思念，称他为“最亲爱的故友徐志摩”，认为“他所做的、所为之奋斗的事业远比他讲的要多得多”，坦言“在那些左右逢源、明智理性的人中，他是一股清流”。那些在战争爆发后，仍追求享受和个人地位的文化名人，林徽因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批评。当费慰梅抱怨丈夫总忙于工作，她又用自己的婚姻为例子悉心安慰知己，坦诚说出从恋人变为夫妻后感受的区别：“作为妻子的爱比作为恋人的爱要更严肃，后者处于热恋状态，自然会觉得自己飘飘然走在开满玫瑰花蕾的天堂之路上。” “哪有什么书房，她都在厨房！” 身边的朋友都爱她，乃至依赖她，在于葵看来，林徽因的魅力当然在于她丰沛的知识与思想，但不大被外界关注的，是她待人的真诚、热忱以及无微不至的“长姐”之风。林徽因是家里的长女，在她8岁时，父亲林长民又娶了一个妻子，第二任妻子生下4个儿子。复杂的大家庭里，林徽因从小就明白，有些事无法非黑即白地对待，她一面安抚备受冷落的母亲，一面帮忙照顾同父异母的年幼弟弟们。有一次三弟林恒发高烧，她抱着2岁的他，在廊子下面转悠了整整一夜。于葵感慨：“用今天的话说，外婆也是从小被锻炼出了‘高情商’。” 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院的“梁家下午茶”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周末好去处”。聚集了一批对文学、艺术和学术有兴趣的文人、学者，成为现代文学史的经典记忆。女主人林徽因当然是其中的核心，梁再冰对于葵回忆说，“林徽因最美的时候就是她说话的时候，充满激情，神采飞扬，每个话题她都有自己的见解，但别人关注她的时候，她也同样关注别人，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 正因如此，亲朋好友一遇到事就找她拿主意。有一次，沈从文和妻子闹别扭，妻子一怒回了苏州娘家，他找林徽因倾诉整整一上午，林徽因告诉费慰梅，自己“煞费苦心地同他交谈，骂他，劝他，与他讨论生活极其曲折，人的天性极其动人之处和遗憾之处”，末了还借给他钱买车票，去苏州找妻子面谈。林徽因是梁林两家弟弟妹妹们的长姐和长嫂，也是尽责照顾家人的主妇，人最多时，林徽因家中甚至接纳了十几位亲友同时住宿。梁思庄是她的小姑子，也是她的挚友，梁思庄丈夫去世后，梁思成与林徽因将她和女儿接来北总布家中同住，弟弟林恒也曾跟在她身边。人们习惯关注在前厅热情招待每一位朋友的她，鲜有人看到不时奔向后院处理大事小情的她。林徽因给费慰梅画过四合院的床铺图，还调皮地招呼好友：“请预订梁氏招待所。” 林徽因说：“早年的家庭争战已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以致如果其中任何一丝残痕重现，就会让我再次陷入过去的厄运之中。”她偶尔也羡慕费慰梅嫁了个独生子，不必像自己这样，常常“一睁开眼就陷入了更为棘手的家庭纷争”。诸事繁杂，信中也看到心力交瘁时她向密友倾诉。 厄运很快便来了，却再也不是家庭纠纷那样简单。1937年，“卢沟桥事变”在林徽因的人生中画了一道分界线，她永远告别了北总布胡同3号的优裕生活，先到天津，再去青岛，随后辗转至长沙、昆明，最后搬迁到四川李庄，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颠沛流离。在日机对长沙的一次轰炸中，炮弹就落在距离他们临时住房大门十五码的地方，她和梁思成各自拎起一个孩子往楼梯跑，还没来得及下楼，炸弹就炸了，林徽因被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梁从诫，从二楼被抛摔到地上，竟然还能完好无伤。他们奔向防空洞时，又是一轮轰炸，炮弹落在身边，他们心想这回躲不掉了，“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的人去承受悲剧”，所幸这颗炸弹没炸。 即便如此经历，林徽因仍然说，“不会失去勇气，在极度悲观的情况下，我们仍怀抱昂扬的希望”。一路上，他们乘坐“各种材料、也不知什么年代”生产的破旧汽车，有时十几个座位竟然塞进近30名乘客。这样逃难的途中，她那双建筑师的眼睛也没有停止发现美，她指引孩子观看“玉带般的山涧，秋日赤红的枫叶和洁白的芦苇，天上自在飘浮的云彩、古老的铁索桥”和渡船。 走到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时，她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发起高烧。因为大批军校学员和几班大巴旅客滞留，到处住满了人，即将露宿街头时，幸亏几个空军学员腾给他们一个小房间。她躺在床上发烧41度，旁边隔一个小门板，另一边就是小酒馆，满口脏话的赌徒、当地娼妓、运输司机、山东口音的大兵聚在一起喝酒、赌钱，他们的话飘过来，被林徽因记住，后来生动地写给费慰梅。于葵感慨：“在那样艰苦无助的日子里，重病高烧之中，她还有心去品味复杂的人生，用她那优美生动的语言记录下来。” 卧病几天，林徽因才刚刚退烧，一家人就又匆匆上路，结果破旧的长途车半夜抛锚在了荒山山顶。12月下旬的深夜里，林徽因拉着两个孩子的小手不停来回走动，借此暖一暖几乎冻僵的身体。“前一天她才退烧，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于葵推断，正是这番折腾，让她本已病弱的身躯遭受重创，在昆明，特别是到了李庄病情总暴发，林徽因彻底躺倒了。 一路奔波逃难，她也不再是北京四合院中高朋满座的沙龙主人，而是支撑家庭的妻子和母亲。梁氏一家在昆明住的房子如今仍在，见到其中一间曾被标为“林徽因的书房”，于葵参观时看到了，立刻打电话给母亲：“林徽因有书房吗？”梁再冰回答：“哪有什么书房，她都在厨房！” 那时候，林徽因常常一个人背一个大背篓，把一家人一周的菜在赶集时全背回来。上有老，下有小，她不得不放弃很多文学艺术的创作，来支撑这个家。在李庄时，孩子们穿得就跟狄更斯小说里的流浪儿一样，所以她要缝补那些已经补到不能再补的衣衫，她说，这似乎比让她写一章宋辽时期的建筑史还困难。她仍然在坚持和费慰梅通信，尽管“在现实面前，感情成了一种奢侈，但它不该泯灭在仅存的一线蓝天和敌人的炸弹之间”。 “终有一日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重逢” 昆明郊区的龙头村，梁氏夫妇有过一段短暂的安稳日子，晃县小旅馆里结识的空军学员成了家中常客。战争开始时，林徽因几次对费慰梅说，不甘心“只是枯坐在这儿”，“必须为信仰而战，以便循着我们足迹的后来者可以享有安定的时代，成就一番事业”。林徽因说起他们结识的这批空军学员，她说既然自己不能上战场，那就要尽她所能给能上战场的空中英雄们一个家。于是这些学员成了梁家的亲人，梁思成和林徽因将他们视作弟弟，梁再冰和梁从诫唤他们为舅舅，后来，他们还作为名誉家长参加了这些小伙子的毕业典礼。 除了照顾家人，最让梁思成、林徽因操心的就是1930年在北平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所幸学社几位重要人员逐渐在昆明聚齐，抢救古建的工作继续展开了。长久以来，林徽因都是营造学社的重要成员，遍踏荒郊野外艰辛考察，却属于不拿薪水的“编外”，如同当年拿不到建筑学位一样，既无名也无分。 16岁和父亲游学欧洲，林徽因便已经将建筑选定为自己的专业。可是那个时代，在西方，这一职业也未能接受女子，中国更是尚无建筑这一学科，建筑仅被看成劳作之事，官学儒生不屑与匠人为伍，与女子更是毫不沾边。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林徽因仍立志成为一名建筑师，为中国带回一门新的学科，孤身闯入当时还属于男人的世界。“她有‘逾矩’的胆识，放在今天，可以叫思想先锋吧。”于葵说。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她只能迂回“斗争”，以美术专业进门，再“曲线救国”选修建筑课程，毕业时获得美术学士学位，之后又到耶鲁选修了舞台美术课程。2024年，宾大将这个迟到近百年的建筑学士学位追授给了林徽因。“我们今天推崇的跨学科，林徽因在百年前就已先行实践了。”王一珂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所以《林徽因全集》与任何名家全集都不同，分为建筑、美术、文学三个板块。 梁思成进入建筑行业，也和林徽因有关。当年他从清华学堂毕业正在为出国留学做准备，当他听到林徽因对建筑学专业富有新意的描述后，立刻意识到这门专业正是自己所擅长与追求的，建筑成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和纽带。 战争中，贫困交加的林徽因在李庄病榻上写下了四万多字的《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谈战后重建，它几乎是当时最新的建筑需求与理念。那时，全世界建筑师都在考虑战后重建以及城市规划等问题，身处偏僻乡下的林徽因与世界同步。梁再冰说：“我妈妈当时病得要死了，可躺在床上，她想的还是抗战后中国怎样建设，甚至怎样为低收入人群建设廉租房。” 战后回到北平，为了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重病的林徽因几乎拼尽全部气力。吴良镛回忆清华建筑系初创的情景时曾感慨：“林先生对这个系的成长操心最多”，“她躺在床上，把一个系从无到有地办起来，虽然经常卧病，她却能运筹帷幄，她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能协助我们解决颇多难题。可惜，这些并不十分为人所知，教师名单中并没有她的名字”。 身为“梁思成太太”，投入诸多考察和学术研究并做出重大贡献，却没有头衔也没有名分，这是林徽因一生学研生涯的常态，她不计较，愿做“幕后英雄”，与同人或晚辈分享自己的思考和成果，也不求回报。 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曾是营造学社的年轻成员，他后来对梁再冰回忆，那时自己年纪尚轻，不知道怎么深入这个领域，是林徽因手把手耐心指导，为他选择入门书籍，甚至告诉他最好从哪一行看起。被誉为“敦煌女儿”的常沙娜也是林徽因的学生，那时，林徽因已经长期卧床，她在病床上支一张小桌，稍有力气了就写写画画，把学生叫到跟前，给他们授课。常沙娜21岁设计的中国首块国礼丝巾，就是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完成的。 她一生挚爱她所选择的建筑事业。就在文章开头所说的那个1935年的冬日下午，林徽因写给费氏夫妇的同一封信中，她曾许下一个小愿：“亲爱的正清，终有一日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重逢，对吗？你知道，我想那时我已步入暮年，为了能更好地做些工作，我应该会远离世人和琐事。” 所幸，1942年费正清被派到中国工作后他们又再相见，可是，她未曾如愿走入她所期望的真正暮年，更未能“远离世人琐事”。1955年春，林徽因由于病情急剧恶化被紧急送往同仁医院。就在此前不久，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她为了挚爱的古都北京，为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仍然一次次拖着病弱的身子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命运没有给她更多时间。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离世，年仅51岁。梁思成为她设计了墓碑，上面写着：“建筑师林徽因墓。”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36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王琴】
9月30日起，“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对观众开放。200件(套)文物，以“一脉文渊”“百年传承”“万千气象”三个展陈单元呈现。这些从195万件文物中遴选出的“代表”，它们的时代跨越五千余年，从新石器时代的玉圭、玉龙到晚清的挂屏、瓷器；它们作为历史的刻度，凝聚着时代之精神、至高之艺术理想；它们中的大多数也都经历过破碎、离散、蒙尘、曾数易其手，跌宕辗转……--> 在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这个时间节点，这二百件文物被遴选，首先因为它们是如此技艺精湛、莹润灿烂的个体，其自身的故事是如此动人；而它们汇集展陈于此，更因为在过去百年中，它们中的许多从清宫旧藏到呈现人间，也曾经历文物南迁，身涉万险，这些文物本身，就是历史。 历史往事：宫门徐启，世事更张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修正了清室优待条件，永远废除清帝尊号，并命令溥仪“即日移出宫禁”。1925年，在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故宫文物点查验收等工作完成后，“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并于10月10日举行开幕典礼，向公众开放，紫禁城作为皇宫的历史终结。 影视剧《末代皇帝》中以一个桥段深刻反映了这座宫殿和它的帝王历史命运的转变时刻——年迈的溥仪以普通游客的身份买票进入紫禁城，他再次坐上那张曾作为皇权的核心象征而如今已是仅供参观的文物的龙椅。 昔日帝王权力的象征物，如今已是民之国宝。 如展览中的一组“二十五宝玺”，这是清代乾隆皇帝厘定的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二十五方御用国宝的总称。它们密藏于紫禁城交泰殿的宝盘中，一宝一盏，宝玺上神兽姿态各异，这二十五宝玺传至宣统末年，其数量和功用未曾变更。1925年1月，清室善后委员会对交泰殿进行点查，共计登记宝座、宝玺、宝谱等文物58件(套)。 明星展品金瓯永固杯也是如此，金瓯永固杯不仅是清宫元旦开笔的御用之器，成为政权稳固、风调雨顺、国运昌盛的象征。 和这组安静地深藏于宫殿中的宝玺、金瓯永固杯等形成对照的是那组著名的乾隆帝御宝田黄三联玺。 三枚印章由一条完整的田黄石链连接成一个整体，链条环环相扣、灵活自如。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时，在仓皇和混乱中，他舍弃了大量珍宝，却偷偷地将这组小巧而珍贵的田黄三联玺缝在棉衣里，带出了紫禁城，这组印章一直陪伴着溥仪，成为他浮沉一生中少数始终在身边的旧物。1950年，溥仪被引渡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他经过思想斗争，最终将这组代表着他过去身份的田黄三联玺主动上交给了国家。 雁翅楼入口处有一对掐丝珐琅太平有象，看似不起眼，但却是故宫博物院首批拥有“身份证”的文物，它和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也要从溥仪离宫讲起。 溥仪离宫后，当时的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专门负责清点紫禁城内廷的文物古董，并选用《千字文》中的一字，作为内廷每一个宫殿的编号。第一个清查的宫殿就是乾清宫，所以编号便为“天”字号，室内物品按照顺序编上数字，这就是最早的文物编号，这一对掐丝珐琅太平有象就是“天字号”文物之一，它们的编号为“天字七二〇”和“天字七二一”。 《伯远帖》《清明上河图》《五牛图》：身世跌宕，故事精彩 在展览中留意展牌，你会发现，有的展牌上写“清宫旧藏”，有的写“南迁文物”，有的则写“留平文物”，这涉及故宫博物院今天馆藏文物的构成和故宫文物南迁的一段历史。 先从“清宫旧藏”看起。“清宫旧藏”特指中国明清两代皇宫(紫禁城)以及清代皇家苑囿(如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沈阳故宫等)中累积收藏的各类文物珍品。清宫旧藏有四大核心来源，分别是继承前朝、宫廷制作、四方进贡和帝王收藏与编纂。 本次展览中，如晋代王珣《伯远帖》、唐代韩滉《五牛图》、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大多是流传有序的传世名作，他们或继承自前朝，或由当朝帝王收藏而来，藏于深宫中，因为其原本就是名品，在不同的时代被无数人搜求、追捧，且年代久远，因而极为珍贵。 这些文物每一件都有很精彩的故事。 以《伯远帖》而言，它和《快雪时晴帖》(唐摹本)、《中秋帖》(宋摹本)被乾隆皇帝视为至宝，珍藏于养心殿的“三希堂”内。清朝覆灭后，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将大量书画珍品盗运出宫，《伯远帖》和《中秋帖》就在其中。这批文物后被带至长春的伪满皇宫，后流散。 直至1951年，时任新中国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在出访途中，得知一个惊人消息：“二希”帖出现在香港，一位抵押人因经济困难，准备将它们卖给一家英国银行，交易在即。在国家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央财政拨出专款，经过一系列紧张而秘密的谈判，最终以当时堪称巨款的数十万港币，将《伯远帖》和《中秋帖》购回。 本次展览中的明星展品《清明上河图》，最初收藏于宋徽宗内府，北宋灭亡后，流落至金国。元朝初年，被统治者纳入内廷，明代由宫廷又转入民间，后被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藏。明隆庆年间，它重新被官府收没，第三次归入宫廷，万历六年被大太监冯保获得，带出宫外。清乾隆年间，它被湖广总督毕沅收藏，嘉庆时收入清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末代皇帝溥仪将此图卷作为赏品，交由其弟溥杰携出宫外，此后曾存放在吉林长春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1958年，由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拨交给故宫博物院至今。 现场观看《清明上河图》，还是极震撼的，其色彩之丰富、线条之粗细深浅的变化，远比数字画生动。 文物的回购、拨交和捐献，和文物保护和传承的故事都是一段段佳话。 以同样斥巨资从香港购回的《五牛图》为例，《五牛图》回到北京时，已是遍体鳞伤：画面布满污垢，有数百个蛀洞，纸纤维老化断裂，命悬一线。故宫博物院将修复任务交给了装裱大师孙承枝先生。他用了长达数年的时间，以超凡的技艺和耐心，对《五牛图》进行了“起死回生”的修复，得益于老师傅们的妙手，今天在展厅中的《五牛图》才如此神采奕奕。 值得一说的是，故宫博物院今天的文物规模，也离不开众多捐赠者的慷慨义举。如孙瀛洲先生，在1956至1964年间，捐赠3000余件文物，包括明成化斗彩三秋杯等25件一级文物；张伯驹先生，捐赠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等22件书画珍品，几乎件件是国宝。 文物南迁：一次文物的长征 如上所述，除了绝大多数的“清宫旧藏”，我们还可以看到展览中的部分展品被标为“南迁文物”和“留平文物”，这就涉及一段独特的历史。 1933年至1948年，为避抗日战火，故宫博物院等机构将约1.9万箱珍贵文物分批南运、西迁，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公里，绝大部分文物得以完整保存。 我们先直观地从著名的文物——莲鹤方壶看起。 1923年，一对莲鹤方壶在河南被一位乡绅打井时发现，出土后，它们被保存在河南新郑的保管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避免国宝落入敌手，包括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在内的众多顶级文物开始了著名的“文物南迁”。这批新郑出土的珍宝，也包括那对莲鹤方壶，也被选中，先后辗转于南京、上海、重庆、武汉等地，历尽艰辛，最终被运抵重庆保存，幸免于战火。 抗战胜利后，文物回迁。关于这批珍宝的归属问题被提上日程。考虑到它们出土于河南，是河南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全部留在故宫(当时的古物陈列所)并不完全合理。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统筹安排，形成了一个“南北分藏，永为纪念”的折中方案，一件调拨给故宫博物院，一件归还给出土地河南。由此，参与过文物南迁的，就可被标为“南迁文物”。 而“留平文物”，和“南迁文物”对应，指代1933年至1948年间，故宫博物院组织文物南迁时，被清点标号，封存北平的文物，如以下两件，就被标为“留平文物”。 南迁的文物最终一分为三——1948年至1949年，内战局势紧张，南京政府从南迁文物中挑选了2,972箱(约60万件)最精华的部分运往台湾，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馆藏基础；1950年代起，留在南京的大部分文物(约1万余箱)陆续北返，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外，至今仍有约2000余箱文物保存在南京博物院库房。 故宫文物保护的故事在百年中仍在持续讲述，近些年，如宁寿宫、养心殿内檐装修、太和殿大修、故宫及北京中轴线申遗，均为古建筑保护修缮的创新实践，这些内容也点缀于展览中。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编辑:于晓艳】